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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22日，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某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自2017年起持有“17某信Y1”、“17沪某信MTN002”两只债，2018年第二季度资产管理报告中显示当期期末两只债的市值占资产净值比例分别为9.10%、10.58%。其中，“17某信Y1”于2018年3月1日停牌，且评级自2018年3月2日起至2018年4月10日期间连续从AAA下调至BBB+；“17沪某信MTN002”于2018年3月23日被联合评级公司发布公告提示信用风险，其评级于3月24日至5月4日期间连续从AA+下调至BBB+，两只债券的市场价值波动较大。2018年5月15日，联合评级公司公告决定将某信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BBB+下调至B，将“17某信Y1”“17沪某信MTN002”等债券信用等级由BBB+下调至B。

　　孔某投资200万元认购200万份“某1号基金”基金份额。该基金由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某证券公司担任基金托管人，投资范围为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等。自2019年5月起，孔某多次要求管理人赎回其基金份额，但管理人一直未履行开放基金、赎回份额的义务，因此孔某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履行开放基金、赎回份额义务。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3月22日作出（2020）沪仲案字第3560号裁决书，裁决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自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开放“某1号基金”，履行对孔某持有的200万份基金份额赎回义务。前述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未按照生效裁决履行义务，孔某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合理确定基金赎回强制执行方式。当基金内货币资金无法满足赎回要求，且基金内其他财产具有可分性、高度流通性、具备强制变现可能的情况下，可处置基金内其他财产获取货币资金用以赎回。处置基金财产时，注重保持基金持有财产的原有组成结构，按照比例处置基金财产，减少对基金后续正常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护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在开放赎回日的确定上，本案结合基金实际情况和金融市场交易规则，以生效仲裁裁决确定的基金管理人自动履行期限内的最后一个证券市场交易日作为开放日，并确定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赎回义务履行的主体上，鉴于私募基金合同对开放赎回义务的履行标准进行有明确约定，代基金管理人履行开放赎回义务具有可行性，故可采取代履行的方式执行。

　　上海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股权投资基金，原告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系该合伙企业中占比62.5%的有限合伙人，被告合伙企业另有普通合伙人一名，有限合伙人两名。《合伙协议》中约定，“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原告起诉主张，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在管理基金中的部分行为，严重损害基金及原告的合法权益，且被告合伙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存在多项违反基金管理人约定职责的情形，已实际造成合伙企业重大损失，故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在其向其他合伙人履行通知义务后，应认定原告实际已完成退伙，并应对合伙企业财产进行结算分配、办理登记变更手续。原告遂起诉请求确认退出合伙企业、退还合伙份额权益并配合完成相关手续。经审理查明，原告在提出退伙前，并未对各投资项目提出否决意见。被告合伙企业在投资各项目时，存在一定程序瑕疵，但均不属于严重损害原告或合伙企业利益的重大违约行为。

　　2.明确侵权诉讼作为债权救济手段的补充性要求。一般情况下，投资者主张受益权应基于违约的请求权基础，但是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是违约救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不完整。管理人、次级管理人在两个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存在一定的区别，可能存在次级管理人造成的损失无法通过合同获得救济的情形；二是投资者对次级管理人没有其他适当的债权救济途径。管理人与次级管理人约定互不追究责任，投资者无法通过管理人追究次级管理人的违约责任；且由于资管计划已注销，投资者亦无法参照《公司法》第151条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行使归入权。因此，在投资者在遵循债权相对性的现有途径无法实现救济的情形下，直接起诉次级投资项目的管理人，符合侵权责任介入债权保护的补充性要求。

　　韦某、缪某杰通过某控股平台实际控制运营某安系私募机构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相关私募产品募集资金从托管户投向SPV后，汇入韦某控制的“资金池”账户，由韦某统一调配使用。某安系私募机构共发行45只基金产品，共募集资金122.35亿元，私募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向大部分为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不良资产，或者拍卖取得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最终仅32.7亿元用于购买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标的，有39只基金产品的募集资金真实投向与私募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向均不一致,大量资金用于兑付产品本息、支付佣金等各项费用、对外投资以及其它非合同约定用途。韦某、缪某杰是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法行为特别严重；姜某、温某文、张某、单某芹、吉某全等人是某安系私募机构的主要管理人员，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行为严重。

　　某润基金、某时基金等两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控制人为胡某某、黄某某。某润基金所管理的X私募基金产品认购某时基金所管理的Y私募基金产品份额，Y私募基金产品通过胡某某、黄某某控制的甲合伙企业间接投资乙公司。投资过程中，甲合伙企业形成对乙公司的大额债权。同时，某时基金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丙合伙企业、丁合伙企业分别欠付所投资的戊公司、己公司债务。2018年7月，甲合伙企业以其对乙公司的债权抵销了丙合伙企业、丁合伙企业对戊公司、己公司所欠债务，抵销金额高达约1.254亿元，占X私募基金产品募集资金的41.82%。此外，某润基金、某时基金以及胡某某、黄某某控制的其他私募基金管理人还分别存在未按规定披露定期报告、未按要求报送年度财务报告、未妥善保存基金合同、投资者适当性材料相关资料等违法行为。胡某某、黄某某为上述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控制人，且自2019年起，二人一起实际承担了相关存续产品的日常管理工作，为上述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