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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读者认为，《家》中最动人的部分莫过于婢女鸣凤与高家少爷觉慧之间无果的爱情。这段身份悬殊的悲剧，也由此贯穿后续两部《春》与《秋》的主题。本书第一章，司昆仑聚焦以鸣凤为代表的婢女群体，探讨了民国时期婢女制度何以顽固存续的社会根源——尽管彼时不乏如巴金这般呼吁社会变革的声音，持续要求废除纳妾与蓄婢等陋习。十八至十九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蓄养婢女成为众多富庶士绅家庭彰显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同时，由于上流社会女性普遍缠足，行动多有不便，这些家庭也产生了对婢女的实际需求，令她们作为妻子、女儿与妾室的贴身侍女及日常陪伴。自1730年起，雍正帝陆续下旨“豁除贱籍”，世仆制走向衰落。此后，标准的买卖契约多会注明婢女在主家服侍的年限，通常自被买入时起（约五至十岁），到适婚年龄为止。这些女孩由生身父母通过牙人中介，卖予男女主人。大多数契约规定，主人有为婢女择配的责任，无须征得婢女家庭的同意。

　　民国成立后，婢女买卖仍在社会中延续。司昆仑在成都档案馆发现了一份1919年的婢女买卖文书——尽管正值五四运动高呼“解放婢女”，这份契约却以打印固定表单的形式出现，这是引入西式警察制度后启用的新制式。不过形式虽变，所做的依旧是人口买卖。警察负责调查辖区内住户并建立户籍档案，婢女登记费成为其重要收入来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警察能够阻止部分非自愿、绑架而来的婢女交易，但能否保护婢女，恐怕还得指望宅院的高墙。尤其是民初四川地区，军阀混战持续二十年，社会秩序几近崩溃。各路军阀奸女，无恶不作。在乱世之中，虽然高墙之内对婢女的压迫犹在，男主人对婢女的性剥削也屡见不鲜，但正如作者在第一章结尾引用的1932年《东方杂志》评论所言，穷人卖女，实因无力抚养。若只一味禁止交易，而社会又缺乏足够的慈善机构予以收容，若无善心人家收为婢女，那她们最可能的归宿便只有妓院。

　　在聚焦底层婢女群体后，本书第二章转向《家》中权力的顶峰高老太爷。有研究者认为，这一人物形象取材于巴金的祖父李镛，但司昆仑并未沿袭这一家族史视角展开论述。她指出，原籍浙江的李家于1818年方游宦入蜀，在成都本地权势结构中并不居于核心，真正代表地方权威与文化影响力的，实为当时被称为“五老七贤”的士绅群体。民国初年，成都政局动荡，军阀更迭频繁。“五老七贤”作为本土精英，常在军阀与民众之间充当调停角色，军绅间的微妙关系，无疑加深了像巴金这样受五四影响的年轻人对儒者“伪善”的憎恶。然而，司昆仑指出，巴金十九岁便离开成都，从未真正进入过“五老七贤”的世界。与《家》《春》中的高老太爷、冯乐山，《春》《秋》中的周伯涛这样反派卫道士形象不同，真实的成都儒者要复杂且有趣得多。

　　司昆仑以“五老七贤”中的刘豫波和徐子休为例，刘豫波（即刘咸荥，字豫波）出身成都最为显赫的文化世族之一。其祖父刘沅，为清代大儒，被誉为“川西夫子”，所创槐轩学派影响深远；堂弟刘咸炘乃一代天才史家，以《推十书》闻名，提出“察势观风”与“史有子意”的史学思想；外甥吴虞五四期间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被胡适称为“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尽管刘豫波本人身为拔贡，崇尚经学，喜吟诗作画，尤擅兰竹，年近六旬仍纳小妾，在生活方式上延续传统士绅作派，但他对新文化却表现出真诚的开放态度。“大河三部曲”的作家李劼人和郭沫若均曾受教于他主讲的桂馨书院。同为三十年代的描写四川社会的重要作品，李劼人“大河三部曲”的第一部《死水微澜》，出版之初影响力虽不及《家》，但今日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其在人物塑造的复杂性与地方叙事的深度上成就卓著，艺术价值远超《家》。徐子休则是五四时期四川省教育会会长，担任会长期间，一方面力主逮捕批判传统孝道的吴虞，在成都创建类似孔教会的大成会暨大成学校，但大成学校中包括戴季陶、张群这两位学员，前者不久后还参与的发起活动。

　　1914年，书商樊孔周创办《娱闲录》，发刊词即明言，在动荡时局下，直接议论政治太过危险，不如以妙语评论晓之大义，于诙谐幽默间引导民众看清现实。刘豫波、徐子休等“贤老”都曾为之撰文，吴虞夫妇、李劼人亦曾在此发表作品。直至1918年被查封前，《娱闲录》始终受到成都知识界的欢迎。雷勤风（Christopher Rea）在《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中揭示，“笑”在近代中国并非仅是消遣，更成为中国参与并塑造现代性进程的文化力量。司昆仑无疑认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指出，那些在巴金笔下看似“顽固不化”的成都儒者，其实也在以嘲弄、戏谑等“不敬”的方式，与新青年一道，从不同方向瓦解着旧秩序，共同探索新的可能。

　　本书第三章，以“激流三部曲”中觉新的工作轨迹为线索，将视线转向有别于茶馆的成都现代化公共空间，重点考察了清末新政仿效日本建成的劝业场，以及1924年军阀杨森模仿上海南京路打造的春熙路。小说中觉新的工作场所与巴金长兄李尧枚现实办公地均设在劝业场，小说对该地的描述与历史实况亦高度吻合。劝业场作为1910年代成都新城的核心建筑，是一座横跨两条主街的二层木结构楼宇，于1909年在原盐商仓库的旧址上拔地而起。场内空间开阔，足以容纳一百五十家商铺与餐馆，成都第一盏电灯在此点亮，由一台德国进口发电机供电。为方便顾客观光，建筑的前场（南侧）与后场（北侧）入口处均设有宽敞区域，供轿夫等候。南入口处矗立古埃及风格圆柱——此种融合异域元素的建筑语言，将深处西部、被视为闭塞的成都，与上海、香港、东京等大都会悄然连接。

　　1924年，恰在巴金离开成都后，军阀杨森决定在劝业场南侧推动一项规模更为宏大的市政工程——仿照上海繁华的南京路，兴建一条被命名为春熙路的商业街。规划中不仅包含百货公司，还引入有轨电车系统。为此，杨森特意委派曾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俞凤冈负责该地块的开发与管理。杨森此举，意在扭转民初以来外界对成都“混乱失序”“闭塞落后”的负面印象，希望通过修建春熙路，将自身统治与现代文明、经济繁荣紧密相连。对于像俞凤冈这类商人而言，春熙路则意味着投资机遇和盈利空间。而对成都市民来说，春熙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都市体验：百货公司的霓虹灯、新式广告以及多样化的商业模式，推动现代消费主义在成都落地生根。尽管成都历来商业兴盛，但一种以欲望驱动的消费文化，开始从东部传入西部。正如《家》中觉新陪婶婶选购衣料，《秋》里他又陪同四叔及其伶人挑选绸缎那样，在春熙路购买奢侈品与洋货，逐渐成为成都上流阶层新的身份象征与生活方式。

　　不过，劝业场、春熙路并非只属于成都的上流阶层和市民阶级，底层百姓也能寻觅新机。劝业场就受到轿夫们的欢迎，而在春熙路建成前，成都很少见到黄包车的踪影。随着这条宽阔平整的商业街于1924年落成，杨森计划借此推广人力黄包车与自行车的使用，开启成都交通的现代化。事实上，春熙路建成仅一年，便有五千辆黄包车被引入成都，成为众多底层男性重要的收入来源。司昆仑找到一张1924年春熙路建成时的照片（这张照片成为中英文版著作的封面），影像中街道整洁开阔，众多黄包车穿梭往来。可以想象，这些车夫中，或有袍哥成员，或有原以小贩为生者，他们因为黄包车的引入，既维持了生计，也参与到成都的市政现代化之中，成为这条商业街不可或缺的生活图景。如果说在王笛笔下，茶馆是传统地方文化抵抗国家推行现代化进程的缩影，那么司昆仑则透过春熙路，观察到成都社会各阶层如何主动融入现代化浪潮，并从中寻找属于各自的发展机遇。

　　在战乱与疾病交织的年代，四川百姓常陷入赤贫，但袍哥组织却以独特的方式再造了部分人的社会身份，甚至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固有的阶级壁垒。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的男主角罗歪嘴，虽居无定所且无固定职业，却凭借成都北郊天回镇舵把子朱大爷大管事的身份，成为堂口中排名第五的“罗五爷”，一张名片即可在八九十里内畅行无阻（李劼人：《死水微澜》，作家出版社，2023年，20页）。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于1945年所调查的袍哥雷明远，虽身为佃农，却是“望镇”的副舵把子、前保安队长与前副乡长，热衷于“夸耀自己的本领与财富”（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326页）。在动荡的岁月，与巴金拥护的五四价值形成对立的袍哥文化，却为底层民众提供了一架超越出身的社会上升梯子，构建起另一套身份认同与权势网络。

　　与此相应，成都的新青年——男性群体又面临着怎样的选择？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巴金只有十四岁。最积极报道五四运动消息的正是由李劼人担任主笔的《川报》。1915年，创办《娱闲录》的樊孔周又创办《四川群报》，延聘李劼人担任主笔。1917年，樊孔周因公开反对刘存厚而遭刺杀，《四川群报》随之被当局取缔。李劼人与几位同学共同创办《川报》，其中三人离开成都赴北京、上海、东京求学，同时兼任《川报》的驻外通讯员。五四运动期间，驻北京通讯员王光祈几乎每日发回电报或报道。《川报》及时刊载来自北京学生界的讯息，直接激发了成都本地的响应。毫无疑问，巴金和他的兄长李尧枚是《川报》的忠实读者。一年后，巴金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此时正值该思想影响力在中国达到顶峰。1920年代初，四川大约活跃着七八个无政府主义社团，巴金参与发起了其中一个名为“均社”的组织。1924年巴金离开成都后，他在均社的友人袁诗尧继续留在四川，一度加入由吴玉章领导的四川组织，最终死于1927年的“清党”。

　　然而，真正加入激进组织或投身主义的终究是少数，更多的新青年，选择了一条更为现实的路径，他们与军阀保持往来，在成都的欧美侨民社群中建立联系，接受军阀的聘用，在既有体制内寻求改造四川的可能。1910年代初，陈维新被成都基督教青年会派往上海受训，一战期间又随该组织赴法，在华工群体中开展服务工作，与晏阳初成为同事。五四运动后，他将平民教育思想与社会革新理念带回成都，发起成立全国道路建设协会成都分会，并向刘成勋、杨森提出拓宽城市街道、建立规范蔬菜市场、修缮排水系统等城市规划建议。李劼人的朋友卢作孚，则于1921年接受杨森委任，主持泸州教育事务，在其推动下创办川南师范学校，邀请恽代英、胡兰畦等左翼知识分子来校任教。1926年，他又建立四川轮船公司，与垄断长江航道的日、英公司竞争，并积极探索现代航运与乡村传统产业及市场的融合（参见王果：《创造新世界：重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探索：1918-193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1920年代的四川知识青年，在时代浪潮前，有人选择离开成都，以他者眼光回望故乡；有人选择留守，不是摧毁，而是在旧世界中创造一个新世界。

　　与被视为革命中国内部“地缘诗学”的李劼人“大河三部曲”（Kenny Kwok-kwan Ng,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The 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 Leiden: Brill, 2015）不同，正如坂井洋史所指，巴金在《家》中构建的是一套新的“关于人的想象”，那是被五四观念所浸润的一代新文学家与读者所共享的情感图景（［日］坂井洋史：《重读〈家〉——略谈读者接受文本的机制及其“关于‘人’的想象”》，《巴金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93-94页）。创作《家》时期的巴金，屡屡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又是“来迟了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已渐消散、仅作为一种理想存续时，《家》就成为他将主义付诸行动的文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