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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地方政府正逐步转变发展模式，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培育地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主要方式包括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共同投资于高新产业，等企业成长壮大后，通过IPO、并购等方式退出，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形成“投资—增值—再投资”的良性循环。全国来看，深圳、合肥等地已有成功实践，合肥市利用政府引导基金实现引导招商和产业投资的良性循环，这种以政府基金为主导、以产业招商为导向的投资方式，成为独具特色的“合肥模式”；通过地方国资平台，先后投资了长鑫存储（半导体）、京东方（显示面板）、蔚来汽车（新能源）等项目，聚集了产业上下游，最终这些企业形成大的产业集群，实现整条产业链的发展与地区经济环境改善。

　　2025年12月26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宣布启动运行，并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设立首批区域基金。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出资，在国家层面由财政出资1000亿元，在区域基金、子基金层面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金设置“基金公司-区域基金-子基金”三层架构，存续期20年，引导基金将推动在三个区域设立超过600只子基金，形成万亿资金规模。同时约定子基金投向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比例不低于70%，有效落实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投资导向。该只基金设立为股权投资市场注入强大的信心和流动性，有望改善近年来的募资难局面，通过其明确的战略导向，引导社会资本共同服务于培育新质生产力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宏观目标，推动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近年来，产业资本的投资行为受宏观经济波动和政策环境影响有所调整，一方面受宏观经济环境与资本市场波动影响，其出资活跃度出现阶段性收缩，2024年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合计披露认缴出资额2800亿元，较2023年下降30%，主要因自身主营业务的利润压力与资本市场估值波动，使其对外的财务性投资更为审慎；另一方面，其投资模式正从过往的参股型财务投资，越来越多地向能够获得控制权的控股型并购拓展，以实现更深度的业务整合与协同。对GP而言，引入产业类LP与政府类LP形成“产业方+政府方”的混合出资结构，已成为获取“产业资源”与“政策支持”双重加持的优选方案。2025年以来，宁德时代、河钢集团等链主企业通过出资设立基金，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围绕主业产业链布局，并拓展新兴产业投资。

　　金融机构类LP，主要包括保险、银行理财子公司及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被视为市场上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和价值投资者。该类资金具有体量大、期限长的优势，但其投资行为受到严格的金融监管框架约束，风险偏好总体保守。其中，保险资金由于其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对股权投资的风险资本计提要求较高，导致保险资金的投资范围高度集中于极少数头部GP，市场覆盖面窄，尽管2025年相关政策已明确鼓励保险资金通过创业投资母基金等方式加大对科创领域的长期投资，但渠道的拓宽效果仍需时日观察。同时，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正在快速崛起和模式创新，成为金融机构LP中增长最快的资金来源，其主要模式是与地方政府或国资平台合作设立基金，以“债转股+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支持地方产业重组升级和硬科技企业发展。例如，工银投资、建信投资等机构已成为许多地方产业基金的关键出资人，这种模式使得银行AIC成为连接金融资本与国家产业政策、打通“投贷联动”的关键纽带，展现出独特的竞争力。

　　政策驱动深化，耐心资本规模扩容，成为未来中国股权投资市场LP生态发展的核心主线和发展趋势。国家层面对股权投资行业的政策引导持续走向系统化、市场化，从国务院出台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培育耐心资本导向，到养老金、险资等长线资金权益类投资比例提升、投资范围扩容，再到存续期20年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落地运作，政策端通过优化基金存续期、建立容错机制、柔性化返投要求、疏通入市渠道等一系列举措，为各类资本向耐心资本转化筑牢制度基础，同时以清晰的战略导向引导资金聚焦硬科技、新质生产力等实体经济核心领域。在此背景下，耐心资本的供给规模迎来全方位扩容，一方面，社保、养老金、保险资金等本土长线机构LP持续提高股权投资配比，国家级、地方级政府引导基金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市场化母基金与产业资本LP加速崛起，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本土耐心资本供给体系。